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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不平等拖累美國經濟增長
日期:2019/7/18 20:31:59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 王悠然 點擊數: [ 字體: ]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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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舉行“對(極)富裕人群征稅:尋找減少财富過度不平等的辦法”研讨會。與會專家探讨了如何通過稅收手段及其他公共政策,縮小美國财富鴻溝、約束極富人群過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以...

近日,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舉行“對(極)富裕人群征稅:尋找減少财富過度不平等的辦法”研讨會。與會專家探讨了如何通過稅收手段及其他公共政策,縮小美國财富鴻溝、約束極富人群過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以及在全體國民中更公平地分配經濟增長收益等問題。

極富人群具有隐蔽性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表示,直到不久前,“财富失調”(财富過度集中于極少數人手中)在美國還不是一個會引發讨論的話題。有人認為,所謂“失調”隻是出于對富人的嫉妒,或是誇大了不同經濟條件群體的生活方式差異。事實上,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極富人群的富裕程度。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社會經濟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珍妮特·C. 戈尼克(Janet C. Gornick)在日前的一次會議上提到,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25名對沖基金經理平均年收入為8億美元,第一名年收入為16億美元。盡管這是美國《福布斯》雜志公開發布的數據,當時仍有許多參會者表示不相信。克魯格曼說,目前學術界沒有關于“極富人群”的精确定義,這部分人口大概僅占美國總人口的0.1%,甚至更少。很多被認為是高收入的人士,如年薪幾十萬美元的金融業從業者,并不屬于這一擁有巨額财富、對政策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群體。

從數據上看,極富人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為我們隻可以估算他們的财富總量,很難得到準确數字。稅收數據能夠反映收入和财富,但考慮到逃稅、避稅行為的普遍性,極富人群的真實财富遠超他們報稅單上的數目。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助理教授加布裡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其著作《誰動了國家的奶酪:避稅天堂調查》中,深入考察了全球“避稅天堂”的規模、運行和組織方式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危害。祖克曼發現,過去5年裡,全球隐匿于“避稅天堂”的财富增加了25%,至少7.6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家庭金融資産的8%。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由離岸金融機構管理的美國企業和個人财富在美國股票市場價值中占比從1%升至9%左右。目前,全球金融财富有8%是離岸财富,造成至少1900億美元的稅收損失。

在政治角色方面,極富人群同樣是一個隐蔽群體。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傑明·I. 佩奇(Benjamin I. Page)、傑森·西萊特(Jason Seawright)等人在新著《億萬富翁與隐秘政治》中揭示,極富人群雖然很少在媒體上談論公共政策,但在稅收、移民、社會保障等重要政策領域,通過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建立具有特定立場和傾向的政策倡導機構、組織政治募捐活動等方式,隐秘地影響着政策制定和政治行動,遠離公衆的問責和質詢。當然,極富人群中也有少數成員對美國财富失調的現狀深感不安并尋求改變。例如,2010年成立的美國高淨值人士協會“愛國百萬富翁”(Patriotic Millionaires)呼籲,制定實施以政治代表權平等、工資水平滿足勞動者基本生存需求、富人和大企業納稅比例較當前顯著提高為首要原則的公共政策,以建設穩定、繁榮的包容性社會。但是,擁護社會公平理念的極富人士仍屬罕見,有太多富豪為維護和擴張個體利益而以不為公衆所知的方式進行着數額驚人的“政治投資”。

為富人減稅沒有促進經濟增長

美國智庫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海瑟·鮑什伊(Heather Boushey)說,美國人耳熟能詳的一種理論是,對富人和大企業減稅能夠促進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拉動整體經濟增長,使全體社會成員受益,因而在此過程中産生的财富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這幾乎可以說是指導美國經濟運行的“基礎叙事”。然而,過去5年裡的相關研究表明,即使不考慮道德或價值觀因素,财富不平等對經濟發展也是有害的,它阻礙、扭曲、推翻了通向經濟強勁穩定增長的進程。

過去幾十年裡,美國的市場集中度在上升,獨家壟斷和寡頭壟斷增加,投資減少。有人會問,當市場由少數主體主導時,其高額的利潤不是應該進一步刺激投資嗎?但事實是,壟斷者會試圖增加自己在已有财富中占有的份額而非創造新的财富,即出現尋租行為,這就導緻資源浪費、創新乏力、社會總财富和政府收入減少、不平等加深。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談到,累退稅和尋租是美國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上層群體學會了如何從其他人身上榨取财富,且是以後者難以察覺的方式”。據法國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等人的研究顯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英等國大幅降低針對頂層收入群體的稅率,但國家經濟增速并未明顯超過其他經合組織成員,頂層收入群體稅前收入增長源于他們的尋租行為增加而非勞動貢獻增多。

不平等既影響投資,也影響消費。财富日益向少數人集中改變了企業研發新産品的方向,越來越多的企業将極富人群定為目标客戶群,為他們推出各種昂貴的、高級的新産品,迎合富人而非窮人的需求。這對窮人而言,商品和服務的通貨膨脹率高于富人。鮑什伊提醒,一個世紀前,美國曾出台限制财富過于集中的法律法規,幾十年前卻轉而放松約束,原因之一是很多經濟學家提出可以将一切交給市場,隻要經濟增長不受拖累就不用擔心财富差距。最新研究顯示,這一認知是錯誤的,不平等确實會拖累經濟增長,智庫和學術界應及時向政策制定者和公衆廣泛宣傳解釋這些研究發現,開始反思和解決不平等問題。

治療财富失調阻力大

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不平等與共同利益項目主任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提出,若想治療美國财富失調,首先要認識到不平等不是市場力量優化的結果,而是權勢階層制定的一系列規則所緻。美國應采取哪些措施,可以通過回顧本國經濟發展的曆史、借鑒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尋找答案。但是,面臨着不可小觑的障礙。

美國曆來是一個對不平等接受度很高的國家,前提是人們感到規則是公平的、社會流動機會是存在的。雖然已有研究表明,美國社會規則的公平性正在受到侵蝕、流動性下降,“一個人的經濟狀況是其應得的”這一觀念依然深入人心,即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為他們更勤奮、更聰明、更敢于承擔風險等。然而,這種概括過于簡單化。收入因職業種類、教育背景、工作時間等不同而存在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大到當下的程度是否依然正常?20世紀50年代,美國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工資約為普通員工的20倍;2018年,首席執行官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287倍。很多富人喜歡強調自己的成功全部源于個人奮鬥,沒有借助外力,但這種言論忽視了社會對個人成功的支持和促進作用。美國科技企業家馬丁·羅森博格(Marin Rothenberg)在一次反對美國取消遺産稅的會議上講述親身經曆時談到,“我的财富不僅是我個人奮鬥的成果,它還來自于強健的經濟和大量公共投資”。

克魯格曼對本報記者表示,從技術層面上講,美國财富失調并不是“絕症”,能夠“治病”的稅收、金融、社會政策工具有很多,“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無傷大雅”的觀點也沒有堅實的科學依據。美國杜克大學曆史與公共政策教授南希·麥克林恩(Nancy MacLean)告訴本報記者,治療美國财富失調的過程必将是艱難的,極富人群已經俘獲了美國民主制度并決意操縱制度以滿足個人利益,方式包括打擊工會和其他自由派倡導團體、實施選民壓制、推動公共物品私有化、争取對州立法機構的實際控制權并通過州法打壓當地政治改革力量等。今日美國政治“為1%人群所有、由1%人群決定、為1%人群服務”。當前,極富人群試圖以隐蔽的手段操控美國司法來延續其經濟和政治特權,隻有開展深入的結構改革,才能遏止這股“黑暗勢力”;而且,不能僅在稅收、就業、醫療保險、投票權等單一議題上行動,專家學者有責任向美國公衆警示,不平等對經濟增長和民主制度具有長遠損害。

(中國社會科學報華盛頓7月8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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